一位垂暮的爱尔兰老人罗珊，将自己的一生写进一本日记里，尘封在地板下。她的一生经历有何独特呢？身为读者的我不禁感到好奇。此时这位老人身在一所精神病院里，这所医院里的格林医生同样对老人的一生感到好奇。因为医院正面临着被拆除的危险，他必须决定转移哪些病患，让谁重新回归社会。而医院里有关罗珊的资料在几经波折之后所剩无几，所以格林医生开始试探性地挖掘她的过往。

在罗珊的记忆里，父亲的角色十分重要，“我是如此热爱我的父亲，我多么想说没有他我活不下去。”

有意思的是，在书中穿插的两条主线，格林医生的自述和罗珊的自述，描述的事实有很大的差异。比如对于罗珊父亲的职业，按照罗珊的回忆，父亲一直是一位守墓人，后来又成为一位捕鼠人。但是格林医生在查阅有关罗珊的资料时发现，她的父亲约瑟夫在成为守墓人之前，是斯莱戈皇家爱尔兰警队的队长，也就是共和军的死敌。究竟什么才是真相？罗珊为什么要说谎？这就不得不谈起故事发生的背景了。

故事发生在爱尔兰西北部海岸的斯莱戈郡，当罗珊回忆自己的少女时代时，时而穿插着当时的社会状态。犹记得那个惊心动魄的墓园之夜，那是1922年，爱尔兰刚结束力图摆脱英国殖民的独立战争，签订了《英爱条约》，把爱尔兰岛分割为两部分——北部6郡继续由英国统治，称北爱尔兰；南部26郡成立爱尔兰自由郡，由新芬党执政，名义上享有自治自决的全权，但其外交的一部分内政仍置于英国监督之下。然而，一部分新芬党人拒绝接受《英爱条约》，坚持建立独立统一的爱尔兰共和国，因此新芬党派分裂成为两大政派：自由邦和共和党，二者随即爆发内战。

当时，罗珊的父亲约瑟夫是斯莱戈的守墓人，一天傍晚，父女二人在墓园小屋中闲谈，几个共和党士兵抬着一具尸体闯进来，要求约瑟夫掘墓埋葬这个死去的战友，并让罗珊去请当地的冈特神父来为死者进行终傅圣事。罗珊急忙找来神父，但神父对此感到不满，因为主教禁止向叛军行终傅圣事。正在这时，自由邦军人破门而入，与共和党士兵发生冲突，并将其逮捕。这时，一个疑点出现了：是谁向自由邦军人告的密？当时最流行的说法和最合理的推测，都将矛头指向罗珊。但罗珊对此坚决否认，她最强有力的辩词是，她没有任何理由去告密，只要按照那些共和党士兵的话去做，他们就不会伤害她父亲这样一个普通的守墓人。但实际上，衰老和精神创伤早已开始销蚀罗珊的记忆，出于有意或者无意，她在某些重要节点上进行了删除、置换和矫饰。

早在爱尔兰独立战争期间，共和军作为新芬党的武装力量，不惜一切代价想要脱离英国殖民，采取暗杀高层官员、发起武装暴动和发动恐怖袭击等等激进手段。为了镇压暴乱和恢复秩序，英国政府授意组建皇家爱尔兰警队，警队也自然被共和军视为英国政府在爱尔兰的耳目和走狗，双方屡屡发生激烈冲突。然而《英爱条约》签署以后，皇家爱尔兰警队在新成立的爱尔兰自由邦已经没有存在的意义，警员遭到遣散，回到对其充满敌意的同胞中。可以想象，当罗珊看到手无寸铁的父亲被几个共和军士兵包围，会何等恐惧。这些反约派共和军，原本就是最激进的民族主义者，更何况约瑟夫这样的爱尔兰叛徒，为了保护父亲，罗珊很可能在找冈特神父之前通知了自由邦军人。但她所见的那几个共和军士兵，又并非穷凶极恶，他们为死去的战友真心哀恸，作为虔诚的天主教徒，为了让死者安息，他们冒着危险从躲藏的山中来到镇上，却由于罗珊的告密，使他们年轻的生命提早凋零。正是出于一种负罪感，罗珊对这段记忆进行篡改，并矢口否认父亲曾是警员，这样一来，她既能保护挚爱的父亲，又能免除伤害他人的痛苦。

可是这一切还没有结束。约瑟夫的凄凉命运不仅来自他的政治身份，也来自他的宗教身份。在天主教居统治地位的爱尔兰自由邦，约瑟夫是一名长老会新教徒。他作为信仰新教的前皇家爱尔兰警队成员，在爱尔兰自由邦属于双重边缘身份，受到来自政治和宗教两方面主流权威的打压，举步维艰，这也导致了他最后悲惨的命运。而罗珊，除了继承了父亲的政治身份和宗教身份，她还有几乎等同于原罪的第三重身份——性别身份。她由于政治和宗教原因迟迟得不到丈夫家人的接纳，又遭到天主教神父冈特的厌恶和攻击。仅仅因为她和男人走在一起，就被认定为放荡淫邪，先是被驱逐到杳无人迹的浅滩岭，被叫做“堕落的女人、巫婆、越界的人”，随后又被关进精神病院，饱受屈辱，成为性别秩序的受害者，陷入漫长的折磨中。

罗珊的精神创伤，是二十世纪前期爱尔兰妇女悲惨命运的缩影，她和其父亲这样被长久剥夺话语权的边缘人物所受到的伤害，充分显露出当时的爱尔兰在政治、宗教和道德上的专制、保守和偏激。这是一段记忆与历史之殇，也是国家与民族之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