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京华，两朝重镇。”

新闻记者周浩导演的《中国市长》展现了历史文化古城“大同”在现代化的今天的拆迁与再建。曾经繁华的中国都市大同市，如今屹立在一堆废墟的旁边。这座城市不仅污染严重，还因其陈旧的基础设施和摇摇欲坠的经济前景而濒临瘫痪。但大同市长想要改变这一切，他大胆地宣布了一项试图重塑昔日的辉煌的新计划。而作为新闻记者的周浩拍摄的“直接电影”式的纪录片，真实地再现了这个过程。

一、隐匿：好的纪录片是自己长出来的

周浩在拍摄《中国市长》的过程中，摄像机永远处于旁观者的地位，不干涉事件的过程，拍摄者绝不影响被拍摄对象的行为，整个过程尽量不引人注意，只是让耿彦波的真实生活在摄影机中流淌。这采用的是一种接近现实的“直接电影”的观察式纪录模式，以平淡却很有张力的形式来展开影像的叙事，以多角度呈现人物，避免拍摄者自己给纪录片中的人物打下某个“标签”，他是什么样的人，让观众自己去体会而不是导演来告诉。

《中国市长》中的采访内容很少，仅有的几个部分看起来也不是拍摄者的刻意安排，更像是市长坐下休息，自言自语式的交代，拍摄者只是给出一些回应，而且回应尽量客观、不带有引导性。不仅如此，全片没有任何旁白解说词，仅有的一些必要交代也是用字幕给出，尽量减少这些“真实生活外的因素”给观众的影响。

他说，“好的纪录片是自己长出来的”，我深以为然，因为我们想要了解一个人或者一群人，最好的方式不是听别人讲，而是自己去观察。但是，即便是这种观察与呈现方式也不是完全客观和中立的，只要有人的参与和介入，所有的“真实”都会是相对的、主观的，拍摄者有自己的思考与逻辑，否则成片一定是混乱的，他将自己的声音隐藏于画面和被拍摄者的述说背后，表达出自己的思考。

这就是现实与创造性之间的平衡点，纪录片导演应该有自己的思路，但是不能预设拍摄者按照自己的思路去生活；纪录片应该有想表达的内容和想反映的主题，但是不能主题先行，也最好不要用旁白把自己的主题直接说出，要用生活与现实讲故事。

二、契约：伦理道德有没有豁免权

这部分思考的问题是拍摄者与拍摄对象之间关系的问题。在《中国市长》中，耿彦波对于拍摄者显然是信任的，才能使得导演将镜头对准一个厅级高官的日常生活，这也是契约关系的达成。

出于个人隐私等方面的考量，拍摄对象几乎不可能在镜头前后表现得一模一样。当市长耿彦波告诉周浩不要拍摄，然后与其他官员密谈事宜时，周浩假装放下摄影机，却偷偷录下了他们的对话，并把包括耿彦波说不要拍以及不让拍的内容放入正片当中。有人认为，周浩这种做法是自私的且不尊重人的;也有人认为，纪录片在面对可能的真相揭露时，这种人文主义光环可以笼罩在创作行为中，享有伦理道德的豁免权。我以为，周浩导演的做法确实存在伦理争议，毕竟，拍摄对象有权决定自己的哪部分生活不应该被呈现在镜头中。当然，我愿意相信正如在影片中周浩所说的“等我们剪出来（纪录片）会给您看”，这段的播出的的确确经过了耿彦波的同意。

虽然周浩的做法颇有争议，但是我们确实无法判断接下来的素材对成片是否起着关键性作用。如何在这两者之间取舍，还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当确实属于拍摄对象的隐私时，拍摄者就应该停止拍摄，但是如果是某些拍摄对象觉得“我可能这里表现不太好”“今天我状态不太行”之类的，可以尝试与拍摄对象继续沟通，并把素材给拍摄对象看后进一步争取。

三、窗口：拍摄、窥探身后的社会

纪录片反应的不应当是某一个人，而是这个人身后广阔的社会。而反应中国社会样貌的独立纪录片，拍高官、领导的很少，尤其是在中国。不同于西方文化，在中国，为官讲求“低调”与“谨慎”，因此鲜少有摄影机完全、真实地记录为官者整个日常生活。想要表现社会样貌与人民群像，选取的拍摄对象也往往是底层劳动人民，如农民、农民工、妓女、流氓地痞等……但是，如果想表现这个群体，就必须选择其中有代表性的人物或拍摄群像，有意思的事情在于，无论以谁为主线，我们拍的都不是他自己，是他的生活和与他交流的人，即他的关系网。

在这种情况下，想要展现一个社会的全貌，市长几乎是比普通市民更好的选择。耿彦波每天接触形形色色的人，有各个单位领导、包工头、拆迁户、钉子户等等，他的市长身份使得大同拆迁再造的故事可以围绕着他讲，透过他，也能看到拆迁过程中各个阶层的大同社会。

早些年的纪录片多以单纯地记录事实为主，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与受众的变革，近些年来，纪录片的故事化叙述风格日益成为拍摄时普遍使用的艺术手法。通过故事，我们看到的是社会发展的样态与矛盾冲突。《中国市长》中，城市拆迁的过程中充满了矛盾和冲突：城市规划与城市基建问题、征地补偿标准问题、拆迁安置问题、文物保护与文物造假问题、工程质量与工期控制问题以及招商引资与城市转型问题等等，也正是这些矛盾冲突，构建了整个纪录片的框架，让受众觉得有故事性的同时，展现了大同不同阶层的真实情况与冲突。

《中国市长》获得了豆瓣9.1的高分，无疑体现了观众对他的认可。在当代，新闻记者如何讲好中国故事在周浩身上得到了答案。经过一番分析后，我所得到的回答恐怕只有用“用心”二字解释，历时三年制作，肯费时间、花精力、亲自看，才能讲好中国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