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我们对比两种租界文化。提到法租界文化，我们会想到公路、市政、公共服务、干净。而因为法租界税收高，法国政府又积极拨款进行修路，因而它的地价高很少人买得起，这便催生了一大片高档住宅区。法租界也可以称为革命家的摇篮。为什么法租界的“自治倾向”并不强烈呢？首先是法国商人太少，法国租界成立之后几年，竟然没有一个商人买地。后来也只能依靠“烟馆、妓院、赌场”的三大支柱产业。产业少，税收就少。其次，法国人一向有“大政府”的倾向，相信依靠国家实现人的权利与社会价值，所以非常乐于在海外开一块“制度实验田”。正是因为法租界保留了“法国大革命”理念，后来成为清末革命党人搞暗杀的大本营，也是青帮势力的基地。因而公共服务、大政府、官僚、传教士便成为了我们对法国的印象。而提到英租界文化，我们以上海的银行大楼为例，它实行差异化的帝国政治管理，强调“自治”，因而催发了商业的繁荣，成为上海近代商业的摇篮。这种“小政府”主义导致被管理者的竞争更加多元化，商业势头发展好；缺点是自来水等公共服务不如法租界。对于今日的世界而言，我们仍然有必要向里根—撒切尔时代的小政府主义、拆散福利国家的保守主义政治智慧学习。
《良友画报》作为上海时代的象征之一，以亲民、接地气的形象体现了都市印刷文化的建构，反映了摩登都市生活的口味。读《良友》画报成为一种盛行的都市生活方式。通商口岸的“报刊文人”使文学成为一种在商业上确实可行的行业。他们是现代文人直接的原型。新文学运动标示着旧文人时代的终结，并催化了现代文人的产生。阿伦特以与社会或政治保持一定距离以及无须为收入担忧进行职业化写作作为真正文人的定义标准。在海派报刊文人中，《现代》杂志主编施蛰存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本书的撰写，也很大程度上是以施老提供的许多史实、采访资料作为基础的。
这批洋场“文人”，事实上是浪漫派的。按施米特的理论来分析，他们是政治的浪漫派，对自己有贸然的自信，有这种幻觉。因为回避现实，才能产生幻觉。京派作家沈从文批评海派文人——“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相结合，便成立了我们今天对于海派这个名词的概念。关于上海，另一种观点认为上海的发展与中国的发展是相反而言的。上海不是中国的上海，而是类似于巴黎伦敦的竞赛场，是洋人的上海。倪文尖说“中国的内地越凋敝，上海的城市越浮华，最极端的是上海沦陷时期，国家主权完全丧失，上海社会醉生梦死，畸形得最后地疯狂。”中国的摩登阶级既没有国家的观念，也没有阶级的观念。而上海作为都会在30年代早期登峰造极，持续到了1937-1941的“孤岛”时期。当一个世界主义时代终结后，上海的堕落为香港的发展提供了发展的范本和机遇。
在我们试图重新寻找上海时，便不得不说到施蛰存。李欧梵著成此作的原因或许有以下三点：①一是对本雅明理论的喜欢，得以将物质的上海和文学的上海结合起来；②二是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采访到中国的“出土文物”施蛰存，这最初是夏志清提醒他注意到的；③三是一个偶然因素，作者偶然买到一批三十年代的施蛰存旧书，多数是英文的，体现了当时人阅读的世界性格局。
本雅明是一位犹太思想家，他的作品中体现了一种救赎美学，蕴含一种救赎意愿。主讲人引用了本雅明在《历史哲学论纲》中对克利的《新天使》现代主义画像进行结尾。“在我们看来是一连串事件发生的地方，天使他看到的只是一场灾难，这场灾难不断把新的废墟堆积到旧的废墟上，并将它们抛弃到他的脚下。天使本想留下来，唤醒死者，弥合破碎。然而一阵飓风从天堂吹来，击打着他的翅膀；大风如此猛烈，以至于天使无法将翅膀收拢。我们所谓的进步正是这样一场风暴。”我们遗忘了在天使眼里我们造就的废墟，人类对进步的盲目自信无视了它的警告。虽然李欧梵并不是借用本雅明这种救赎美学的角度来撰写此作，但主讲人认为这种天使的提醒对于我们看待现代化的摩登都市很有必要。著作以张爱玲与其作品中摩登上海沿街化缘的道士的寓意化场景收尾，也可以体会到一种作者的用心。在逐渐遗忘中我们无法完全得知过去上海的准确模样，我们赋予它了现代文明的幻想，但更多的是充斥着破碎的消费欲望。李欧梵也提醒我们注意，如今的上海缺少与之相配的都市文化，这可能也是这本书的一种读法。因而阅读此书也显得十分必要的，尽管有一种迷信进步的盲目在阻碍着我们。
在报告后的讨论环节，主讲人补充了一些读书会未涉及的角度。关于左翼文化的上海，李欧梵本人对这个面向是关注的。说到上海怀旧，在中国市场化进程的1990年代出现，确实是一个想象摩登的契机。作者这本书的写作，初心是一种学者化的、历史化的研究，调用了大量资料，后来卷入“怀旧”受到了90年代的文化氛围的影响。今天，想象上海是有很多方式的，除了现代主义的、新都市文化的角度，也可以有其他方式。这里举李劼为例，他是施蛰存的学生，写有小说《上海往事》，这提醒读者杜月笙这样的黑帮势力可能是“白帮”，可以是上海市民秩序的捍卫者。我们对比社会学研究著作《乡村江湖 : 两湖平原“混混”研究》中当代中国的“混混”，他们不再是乡村势力的调节者，而更多是冲击乡土秩序的恶势力。这个面向是可以补充到上海文化研究里的。关于城市公共规划和建设，最近阅读的《伪满洲国首都规划》一书，可以与《上海摩登》构成一种1930年代的殖民文化的对照。他提醒历史具有复杂的面貌，应该开拓观察的视野。阅读历史让人沉思，而不会使人陷入狂热。
（文字整理：梅园经典共读小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