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合社近年来的设计似乎格外偏爱红白黑三色搭配：《石像、神庙与失落的文明》、《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战争的底层逻辑:战略大师李德·哈特的历史哲学》都采用了这套配色策略。然而《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这本书到手，红色的铺天盖地比想象中要更凶猛些。

一

红色，当然可以是大喜，是祥瑞，是圣人的象征。红色被狠狠地涂抹在王莽并不波澜壮阔的一生中的第50年——西方圣人耶稣诞生的那一年，古老东方这位自诩圣人的“二进宫”大司马成为了对标周公的“安汉公”。“王莽谦恭未篡时”，行事敕备，憋了大半辈子以后，王莽朝那个至高无上的名号迈进了重要的一步。西汉末年，人们对汉家朝廷是那么失望，符命图谶是那么的深入人心，让禅位包装下的僭越显得那么的顺理成章。老《三国》里，司马懿隐忍蓄势时曾如此教育过两个儿子：“得民心者，可为天子；得天子心者，可为诸侯；得诸侯心者，只可为大夫。”

此时的王莽，已然无限接近诸侯心、天子心与民心。南宋孝宗年间的方恬《西汉论》中的一段话，正可概况其时王莽得人心之深：

王莽之奸雄，生平意气概可见耳，而上书称其美而讼其屈者，几五十万人。刘歆名宗室也，而辅其为；严尤智略士也，而佐其决；扬雄名教大儒也，而颂其德。若他蚩蚩蠢蠢，随影附声之人，又何足道哉！

天子之位，近在咫尺。政治舞台的灯光从四面八方向他打来，这位天子、大臣、人民眼中的“红人”，一度几乎是成功了。

二

红色，自然也可以是血腥，是屠戮，是桀纣的颜料。遵循礼教恭敬孝顺的核心精神大半辈子，极端的“折节行仁，克心履礼”馈赠了他极端的性情。他开始屠戮对手、臣子、家人，只为推动他那近乎空想的礼乐社会进程。汉宣帝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道杂之。”兼有儒学生和外戚两重身份的王莽偏要给末途西汉注入王政，皇权不乐意、做不到，就由他来收拢内外两朝，架空皇权，“替天行道”。经学与王莽，是全书两条明暗交织的线索，当经学彻底成为西汉帝国意识形态，王道也变得势在必行。但王道不只是重礼。朦朦胧胧中，总觉得王莽其实是荀子的异代知音。《王制篇》的王道是建立在天人相分和性恶论的基础上的，于是新朝的政治实践也是强势吸收了法治手段，实现了“礼法合治”。全面讲“礼”之下，还要严格执法，时针悄然拨回了秦皇汉武时代，腥风血雨飘洒进了小半本书。为了让我们感受王莽对亲属臣子的公正无私与残酷真实，作者以小标题的形式埋了一条长长的线——那是唐章怀太子的《黄台瓜辞》：

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

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

三摘犹自可，摘绝抱蔓归。

本书封面的红，是王莽用西瓜汁抹上的。

三

拿到这本书，一片大红之后，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两个大大的书法字“祥瑞”。“祥瑞”是用黑色写就的，字体颜色与词语内涵有种莫名的不相协。新朝的政权合法性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符命祥瑞之上的，为了说明这一点，作者不惮辞费地从“白帝之子”讲到“陈圣刘太平皇帝”，并且不断地回溯插叙，只为说明儒家经师为西汉王朝构建的政治儒学体系是如何完成下情上达而又上情下达这一过程的。一旦祥瑞这一政治合法性基础是“黑（幕）”，受到了广泛质疑，王莽便将不得不直面“白马之盟”的执政危机。身逢治平之世，轻易是不会有人质疑执政者的政权合理性的，那是什么使王莽渐渐失去了曾拥有的一切呢？或许是他变得不再那么严于律己了，可中华上下五千年临政时比他放肆的多了去了。更何况王莽的勤政是有目共睹的——后世谈及“帻（头巾）”这一形制时，常常引用蔡邕《独断》的一段话：

汉元帝额有壮发，不欲使人见。始进帻，服之。群臣皆随焉。然尚无巾。王莽头秃，因施巾。故里语曰：“王莽秃，帻施屋。”

王莽并非“秃如其来”，早在安汉公时期，他便以专断擅权闻名。即位后，鉴于自己“颛权以得汉政”的往事，他便愈发“自揽众事”。这秃头恰恰是他勤政的证据。可他王巨君是天子，天子是要面子的。他并不乐意公然成为新朝秃顶会会长，于是用施巾于帻的方式来掩盖自己的中年危机——正与续弦新婚前他用染黑须发来掩饰自己的老迈的手段如出一辙。当时致力于把秃头藏好的王莽，大概不会料到若干年后的西晋武库，与汉高斩蛇剑、孔子屐并藏的累代异宝中，有一项叫“王莽头”。

话归正题。王莽的问题归根结底在于，“祥瑞”两个字的中间，夹着一个“羊王”。秦朝尚黑，与之同处闰位的新朝虽继承了其政制，可“升平歌管随天仗，祥瑞封章满御床”的盛世愿景之下，君主却是狼皮下的羊，全无相应的治理能力，更是给那四十二道符命祥瑞蒙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

司汤达的《红与黑》，据说“红”是象征法国大革命的热血，“黑”则意指僧袍，象征教会势力猖獗的封建复辟王朝。而王莽本身，恰是红与黑的矛盾体，他既是革命者，又是复辟者——屠龙少年终成了恶龙。他有一腔重塑社会的志愿，却兜兜转转回到了那个烂透了的末路西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