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我们的学术究竟能给社会带来怎样的贡献，这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反思的问题。这篇文章是一位社会学系硕士毕业生的毕业论文后记，在毕业的日子到来之际，感谢每一个善良的人。

这篇断断续续写了五个月的硕士论文至此终于可算定稿了。然而没有丝毫欣然自得的快意：这是一篇和写作前不自量的预期相去何止万里的东西啊！不满和失望带来一种羞愧，这种羞愧除了来源于自知学术能力低下，更多的是来源于这一研究关注的那些颠沛流离、饱经苦难的人们。从这篇论文的最初酝酿开始，我就不打算把它写成一篇四平八稳、冠冕堂皇的无聊八股，我希望论文可以切入问题深层肌理，为理解这个极度不平等、极度非正义的结构引入一种新的视角。然而现在摆在我面前的这篇论文显然是令人失望的。

这些浅陋无力的文字完全不能回报此一研究关注的人们（尤其是那些我访谈过的人们）给我的震撼。我希望在此记录一点不便写入正文但却并非无关宏旨的经历和感触。

我在正文中提到过一次的那位“38岁的男性Y姓待业民工”（实际上姓张）的遭遇令我印象最为深刻，我是在南纪门劳务市场二楼的一个角落里遇到他的，当时他正喝着一小瓶白酒，我跟他搭讪说，“酒好香啊！”他立刻说，“几块钱的勾兑酒。”然后是不太顺畅的访谈过程，我问什么他都显得不乐意回答，要么是冷冷的简单几个字，要么就是默不作声直摇头和叹气。那是我开始访谈不久，形式和技巧的把握都还没有成熟，他大概是受不了我这看起来无休止的缠问，中途走开了。碰巧的是，当天傍晚在我回住所的路上又迎头遇到了他，这次他先看见我并且主动跟我打招呼，我于是调头跟他一块走，边走边聊。访谈后几天我曾经记录过一次他的大致状况：

这些天经常想起在重庆访谈过的一位年轻人，38岁，却几乎完全丧失了对生活的希望，连续数月找不到工作，没法糊口的时候他选择了向民间机构贷款，利息高得可怕，他贷了3000块，8个月期限，结果超期了三个月，要多支付2490块利息，他不能接受，对方于是打电话到他年老体衰的父母那里去，吓得他母亲一病不起。傍晚的山城很有点冷了，他跟我一块走在下半城的一条街上，对我说：“弟弟，你肯定理解不了，我经常不知道自己明天要何去何从，有时候我真的想去跳长江！”我在竭力理解他的遭遇，但听到他说出“跳长江”三个字，内心还是震动了一下。他一说到长江，就接着讲：“我曾经有一个很好的朋友，2015年8月6号那天，我在武昌，他和另一个人去菜园坝长江边游泳，结果那个人被水冲走，他去救，结果没有救起来，自己也淹死了。我知道消息后难过了很久，有时候自己一个人真的特别孤单特别无助特别苦，又没有人可以说，那种感觉，你能……”他忽然就哽住不说了。这时候我们在一家路边小饭馆吃了晚饭，虽然我一开始就说了请他，但他还是争着付钱，当然我强行让老板拒绝了他的钱。临走我把我的联系方式给了他，让他需要帮助的时候联系我，我会尽力。结果那天晚上他给我打过两次电话，都是关于我从支付宝给他充的话费没有到账，让我想办法“退回”的，我跟他解释说这个充了就退不了，没关系，20块钱也不多。他就说“20块钱呢！你怎么就不心疼呢！”那以后他再也没有联系过我。

虽然我也只是一介穷学生，无论是经济上还是别的什么方面也都能力极为有限，但我其时试图以此让他从绝望无助之中看见哪怕一丝一毫的善意，哪怕重新恢复一点点对于生活的希望。我知道这其实非常无力。

另外还有一个让我至今耿耿的事。和他吃完饭后，天差不多已经完全黑了，下半城的街道上亮起昏黄的路灯，他请我去他住的地方看一看，据他所说，他住的就是我在正文中提及的那种8块钱一天的大通铺。我当时本来非常想去看一看，但转念即刻想到，天色已黑，那些往往是大多廉价旅店藏身的许多曲曲折折甚至可能没有灯的深僻街巷我完全不熟悉，更主要的是，当时我强烈地认为眼前这位对生活如此绝望的人似乎很可能会做出一些超越常人所思所想的事情。我对他充满了不信任，并且这种不信任当时就折磨着我，并且最终还是对安全的考量压倒了其他念头，我找了好几个不是很有力的理由拒绝他，而他也有些坚持，说：“你不是说你很想去嘛，我带你去看看。”正在这种气氛有点尴尬微妙的僵持之中，忽然我所寄宿的朋友打电话来说打算出门一趟问我何时回去，我如得天降救兵，在电话里和朋友连连说“马上就回来！”于是和他谎称朋友有事催我回去，才摆脱了他。回去的一路上我都很不安，我想，如果他的确毫无恶意，只是想带我去看看他们的住宿状况（理性来看这种可能性也许大得多），我对他的这种不信任有否伤及他的尊严，甚至是否可能造成更严重的后果。这让我非常纠结。我进一步想到，这种对于他们的不信任感恐怕普遍存在于多数市民之中，这是一道高高的心理的隔墙，坚固地横亘在两种人之间，不知何时才能真正去除。

当然，并非所有处境窘迫艰难的民工都这样绝望。有的受访者虽然也面临各种困难，但精神状态好很多，开朗健谈甚至富有幽默感，给人的是另一种触动。

比如有一位跟我讲：“如果说老百姓真是十有九个，九个都吃不起饭了的话，绝对就……主要就是，说俗了，中国人是不想闹事的。哪样呢？有一口饭吃，绝对稳定！不像那个美国，他要哪样自由！中国人就不谈自由，只要有一碗饭吃！”

另外，有的受访者们表现出来的对于很多社会问题的深刻见解令我大为吃惊。我以前总以为，这些大多没有受过太多教育的农民工对相关问题的认识顶多停留在自己相关的生存体验上，不会有更宏观的见解，对他们自身处境遭遇的原因也不会有太深入的洞见。调查极大地颠覆了我的这种无知而且自以为是的成见。一位受访者跟我讲到农民工的身份问题：

农民工，农民工，说白了，就是现在这个经济的畸形形成的！农民工到底是啥？又当农民，又当工人，那个不叫畸形吗？工人就工人嘛，你就成为工人也要得嘛，他就又务农，又（打工）……如果说国家哪天出个政策，把所有农民工都赶回农村去，你起码给人保证吃饭穿衣，你保证得了，肯定有人回去嘛！回去当农民，但是你又保证不了，赶回去了，又回来的，正常得很！像这种经济，就有点不平衡。工人有工人的待遇，确确实实老一辈付出了，农民跟工人付出的一样，但是他的辛苦不是他的价值，但是他的辛苦跟工人一样，但是老一辈人的待遇，农民，纯粹没得待遇！现在工人老了退休的，最差的一个月两千多，农民六十岁过后的，有两千多吗？拿个五十块钱，六十块钱，百把块钱就打发了！

此外他还提到工人和农民的组织问题，认为相比于工人有工会的组织，农民没有自己的组织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又提到农村发展的各方面问题，尤其是不同区域发展方向的问题，认为南方因为地形条件不同，应该差异化地发展农业，区域之间的资源要相互调剂。甚至有一位跟我讲，做学问的不能光看统计数据，“在电脑上，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但实际中却往往不是那么回事”，鼓励我要多进入社会了解实际情形。他们谈到的这些问题都让我收获极大。

在我11月20号启程去重庆的前两天，北京大兴发生惨痛火灾，随后几天在渝，调查间隙也密切关注着北京清退所谓“低端人口”的状况，悲愤不已。碰巧几位朋友也有心，表示愿意去北京一趟看看情况，就约定了尽快的时间，制定了大致的行程。12月1号清晨天未亮时我从重庆起飞，到济南时正是大家上班的时间，急忙赶往火车站，和朋友们会合后转高铁往北京去。

在京时间并不充分，加起来差不多两天，行程极紧张。从南郊到西北郊、再到东北郊，每次转移都得花掉三四个小时。在接触到的有限信息中，还愿意在此记录下两个饶有意味的细节。

一个是在城南龙爪树一个已被清退正在拆除的聚居区。在残砖破瓦、颓垣断壁中，我看见一个被废弃的红漆木柜，柜门上赫然印着这样一段话：

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我们代表了无产阶级，代表了人民群众，打倒了人民的敌人，人民就拥护我们。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

毛泽东

毛泽东讲这一番话时正是要“直接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大搞文化大革命的时候（1968年），而这番话如今出现在这样一个“广大劳动群众”被视为“低端人口”而遭到暴力驱逐的场景中，让人感到一种极大的讽刺之余进而让人想到所谓“人民群众”的地位问题，无论前三十年还是后三十年，实亦一以贯之，大可玩味。

另一个事是在皮村。我们遇到一户正在装车准备迁走的人家，于是在两三个警察或保安的监视（似乎还有摄像）之下与他们聊了好一阵子，男主人是从事建筑加固的，他一边装车一边悲哀而愤懑地感慨说：人民英雄纪念碑和人民大会堂就是我们给加固的，但现在北京不要我们了，说赶走就赶走！北京欠外地人一个公道……

应该说，纪念碑和大会堂恰巧分别是这个政权前世和今生的符号，具有最重要的象征意义。而它们的维护者则被驱逐了。若干年后回望历史，如果还能有人留意到这样的细节，必定会感慨其中别致的意味吧。

张横渠的名篇《西铭》中称：“凡天下疲癃残疾，茕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这种民胞物与的精神似乎天然与现代社会科学有些绝缘，仿佛现代社会科学学者就应该以一副绝对冷酷无情、铁面无私的神态和研究对象打交道。然而，正是在这种学术严重异化的境况中，学术和社会都败坏了。因此，重新连通学术与社会的根脉，而非遁入象牙塔闭门造车，才是学术生命之树长青之道吧。

最后，这篇论文虽然不成功——这是我自己能力学识有限所致——但对此篇论文的写作给予了帮助的师友们的功德则不敢不铭记。首先，当然，L老师的指导是至关紧要的。从选题到定稿，其间的每一个环节L老师都给予了积极的督促和指导，大到谋篇布局和理论阐发、小到格式和页码的标注，L老师都给出了周全备至的意见。没有L老师的指导，完成这篇论文是不可想象的。其次，对于这篇论文的写作贡献极大的是我的父母，他们虽然都没有受过高等教育，无法从学术上帮助我，但我的调查和写作能够顺利进行，他们的帮助和成全是极为重要的。尤其是母亲，当我最初计划和调查研究的对象群体同住的时候，母亲很快出面通过她认识的租房中介为我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住处，同住的正是我想调查的人群。当然后来我反复权衡，否决了上述调查方案，则又不得不难为母亲设法去跟人毁约。说到调查期间的住房，则要感谢另一位朋友，四川外国语大学哲学系的X兄，此前我们只是通过一个哲学会议的微信群认识的，并没有见过面，微信上摆过几回龙门阵就知道相互是投契的朋友了。他听说我计划在重庆做调查的事情后随即表示愿意让我住他家，正好他家离调查区域很近。我为调查到重庆才第一次见他，第二天一大早他就出远门了，把他自己一人住的房就留给我住了几天，X兄对我这个刚见了一面的“陌生人”的信任实在让人感念的。此外对本文的写成有帮助的老师和朋友还有不少，如果一一叙述，本身就是一件不容易的工作，只能在纸墨上从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