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五四”时，作为一个冠之以“青年节”的日子，既没有中华传统节日那样的假期，亦不存在西洋舶来节日那样的狂欢，但却总是提一下，纪念一番。而做纪念绕不开的一个重要问题便是“五四”的意义，这是这个节日合法性的根柢。但是有趣的是，似乎这个意义始终未能被明确界定。周策纵先生在《五四运动史》中讲：“‘五四’有点像可以再充电的电池，即使时代变了，它还可能有它无比的感召力。”

书本上记载，对于“五四”的纪念，从五四运动的第二年1920年便开始了，当时李大钊说：“我盼望，从今以后，每年在这一天举行纪念的时候，都加上些新意义。”但到了1950年代，孙伏园就说：“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一年比一年更趋明显；五四运动的具体印象，却一年比一年更趋淡忘了。”近年来王奇生先生也指出：“90年来，五四纪念也确如李大钊所期望的，一直都在与时俱进，每次都要加上些‘新意义’。其结果是，纪念越久，叠加的‘新意义’越多，影响也越来越深远，与此同时，五四运动的本相，反而是越纪念越模糊。”

五四运动当天的细节，经周策纵先生的爬梳，再加上陈平原先生在《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第一章中详细到天气和花花草草的描述，已经几乎被穷尽了，还有讨论空间的，就是我们中学历史里最爱考的“背景”和“意义”，后者就是所谓“五四”的阐释史，吴晓东说这是“一个不断近‘社会历史的需要’被重新加以阐释，赋予它更新更丰富意义的历史。”伽达默尔的阐释学笔者是个门外汉，故也不能高屋建瓴地征引一番了。

同时，作为与党息息相关的学生运动，党的历届领导人都在“五四”纪念日时发表一些相关纪念文章。其中以毛泽东同志的文章影响最为深远，从《五四运动》、《青年运动的方向》到《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也在不断地言说“五四”，在民族形式的论争中，他本人对“五四”新文化及受其影响的知识分子的复杂态度也值得重视。体系完备的《新民主主义论》不仅确立了无产阶级对“五四”的领导地位，而且有效地完成了对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化，从而确立了“五四”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这一影响至今的历史叙述。

《新民主主义论》的影响不可低估，比如废名曾经认为：“五四运动是抗日，抗日就应该有抗日的效果，不应该发生九一八以后的事情！……五四运动没有意义，就因为中国抗日没有意义，换一句话说中国给国民党亡了！我觉得我的话不是愤激之谈。再看五四运动当时的健将，罗家伦，傅斯年，以及其他人等，不都是以一副谄媚国民党的面孔在中国社会上出现吗？北大同学还纪念什么五四！”但读了《新民主主义论》后他豁然开朗：“我现在知道五四运动有意义！抗日战争有意义！便是民族复兴的意义！都是中国共产党给的！”

今年的五月四日，比1919年的凉快一些。